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陈云贤前日在北京表示，将向全国人大提请将佛山列为“较大的市”，为经济总量巨大的佛山争取地方立法权。据了解，佛山酝酿升格为“较大的市”已逾5年，这次由市长牵头将相关议案递到全国人大，再次证明了佛山对于升格的渴望，也引发了各方的热议。
　　不过从程序看来，由市长领衔的这一议案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实质意涵。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选举国家领导人及决议其他有关全局的国家大事。作为代议机关的人大从未批准过任何一个“较大的市”，佛山自然也不例外。正常的报批程序是向国务院提出，我国迄今为止的49个“较大的市”，除省会城市和经济特区市之外，其他19个均为国务院批准。在全国人大提出“佛山升格”的提案，更多的不过是借助于全国人大的转办机制，借民意机关来向国务院施加影响而已。
　　近年来，来自地方的代表在全国人大为本地争取国家支持而以提案造势已屡见不鲜，比如本届人大会上，辽宁代表提出请求人大批准在大连及周边沿海城市创设北方经济特区，海南代表则提请批准人大将海南全岛设立为自由贸易区，浙江代表也提出应批复宁波的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地位。这些提案无一不是基于地方诉求，而想获得国家在政策或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与这些主要着眼于要政策、要资金的地方提案不同，佛山提请升格为“较大的市”显得更平和而理性——“较大的市”只是一个法律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在法律上赋予“较大的市”唯一的“特权”，就是“地方立法权”。根据《立法法》，“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其政府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当然，城市管理者理应看到，地方立法权的主要功能其实并非仅仅限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的核心是治权，地方立法并非地方政府的治理工具，而理应成为地方人大制约地方政府、规范地方行政的利器。于今日之中国而言，经济领域内的创新空间已十分有限，即便对地方特色城市而言，亦是如此。地方立法权虽有一定的自主权，却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寻找空间。地方立法的广阔空间，就在规范行政权。
　　法谚有云，“无法律则无行政”，政府必须严守公共权力行使的边界，决不允许有任何的专横与恣意。在政府职能的行使上，通过立法实现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型，才在法治佛山的意义之所在。也唯有如此，佛山的长远发展才不会因地方领导的更替而大起大落，佛山的特色经济也将会在法制的保障下健康而稳定。只是，应然层面上的这样一种“地方立法权”，会是地方政府努力推动佛山升格“较大的市”所期望的吗？
　　随着地方人大在履职能力上的逐渐提高，对于某个城市争取地方立法权，我个人均持乐观且赞赏的态度。从地方立法权的现实来看，按照“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市”、“较大的市”和其他城市来加以区分，并不科学。由国务院来审批“较大的市”，实则是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哪些城市的权力机关能够享有立法权，这与我国宪政架构中的分权原则并不相符。宪法已确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显然，各地方城市均为权力机关，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即便基于法制统一原则而必须对地方立法权予以规范和限制，也应通过立法法的修改来加以完善。
　　

　　请先弄清公捕、公审与公判的区别，公捕大会应绝对禁止已成法治共识，公审大会较为少见也颇有争议，那么公开宣告判决文书的公判大会呢？

　　2月24日，山西省临汾市举行“12·5”特别重大煤矿瓦斯爆炸案公判大会，17名相关责任人获刑。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之后，旋即遭到学者的批评。2月28日的《南方周末》刊发了刘仁文的署名文章，质问《怎么又见公判大会？》
　　然而从法律上说，这却是一个伪问题。审判公开既是各国公认的司法准则，也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82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63条更是明确，“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所谓公判大会，亦即公开宣判大会，对于一起被告人达17名之多，且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若在法庭审判未必能能满足公众的旁听需求。就是相关司法人员、诉讼参与人及前来旁听的当事人家属等恐都无法容纳。择一广场妥加布置，以接纳更多听众而为公开宣判大会，实属中国司法惯例。至少就“公判”这一形式而言，并无违法之处。
　　刘仁文先生惊于“又见公判大会”，并直言“公判大会”有违法治理念，应予禁止。其理由首先在于在刘看来，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运动社会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一种“剧场化的司法”，而后者则是一种“广场化的司法”。但事实上，中国古代于衙门内的公开庭审，也可称为“剧场司法”；美国当代的汽车法庭并不在法院内进行，似也有“广场司法”的影子。剧场司法并不就代表法治，广场司法也未必就意味着人治。舒国滢教授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在他看来， “司法的广场化”趋向于生动形象的、可以自由参与的法律表演，把裁判的结果和实施惩罚的轻重诉诸人们直观、感性的正义观念或道德感情；而“剧场司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通过“距离的间隔”来以法律的态度和方式处理“法律的问题”。两种司法模式各有利弊，谈及哪一个更具有优位的正当性，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舒教授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选择是，在既缺乏民主习惯、又尚未形成法治传统的国家，一个结合“司法的广场化”和“司法的剧场化”之优点的司法方案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方案，但它无疑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方案。所谓真正最佳的司法模式也许只能是由实践本身来选择的，而学者的预设都只是对问题的众多理解中的一个“理解”而已。
　　“公判大会”的频频出现，似乎已经说明了司法实践的选择。刘仁文先生将“广场司法”理解为人治，无疑也只是他的一个“理解”。当然，不容回避的是，显属广场司法的公判大会也确有人治的影子。比如临汾的“公判”就是由临汾市组织，市长的讲话更强化了它的“运动”性质，“公判”以及本应主持“公判”的法官倒象成了“大会”的一个道具。一个司法活动，已完全异化成了一项政治活动甚至行政活动。只是，这样的异化仍可以在法治理念之下予以校正——由庭审法官按司法程序主持公开宣判，于公判的程序意义上也就不存在“人治”之嫌。这跟我们并未因审判中也有腐败，就禁止一切审判是一个道理。
　　至于刘先生引用福柯的话，说西方社会过去也存在广泛的“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惩罚”。我以为这一类比并不恰当。公判的性质只在宣判，即宣读已拟好的裁判文书。宣判并非惩罚，全民参与也不会使这种宣判的专业性受到干扰——如果判决是正义的，公判恰可让更多的公众基于法官的宣判而感受到正义的达成。就公判而言，实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所要避免的，正是要摆脱党政领导主导，还“公判大会”以司法性质而已。
　　刘先生还担心公判大会将不利我国形象，他援引《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条文指出，被告人应“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笔者对此并无异议，法院召开公判大会时也大可遵照此条，公判也可以让被告人穿着自己的服装，法院应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并应努力避免被告人受到旁听公众的侮辱。但也必须承认，要是有公众参加，就很难保证被告人“不受好奇的注视”——被告人是整个宣判的主角，不注视他们难道旁听者只能相互注视，而何为“好奇的”也实难判定。别说“广场司法”，就算是在“剧场”内的司法审判，也没有谁能保证就一定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在矿难频仍的现实生态之下，公众对责任人早已义愤填膺，深恶痛绝。无论好奇、愤怒或惋惜的注视，均为公民个人的选择。而我们还原法治的过程，正是宣告正义实现、渲泄民意愤懑的最好管道。司法保守如英美等国，近年来也不断放宽对庭审现场直播的限制，以加强裁判的公开。只要我们的公判大会模范遵循了法治理念，又何来影响形象之说。
　　刘先生还归纳了公判大会的其他一些副作用。如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可能造成现场的骚乱，可能使观众产生对犯人的恻隐之心等等。毫无疑问，正如司法公开本身就是利弊皆存，公判大会同样有利有弊。需注意的只是，公判大会被异化之后的种种表征，并不能当然拿来作为否定公判的理由。如果公判大会可以转入法治轨道内良性运行，上依法度，下合民意，又何须言禁。

　　法官宣布开庭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许霆犯有盗窃罪，且数额特别巨大。辩护人发表了辩护词，为许霆作了无罪辩护。在法庭调查中，对相关证据以及基本事实，控辩双方并无太大争议。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辩护人：公诉人指控我当事人犯有盗窃罪，请问我的当事人是在向谁盗窃？

公诉人：被告盗窃了广州商业银行17万元人民币，已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辩护人：请问我的当事人与本案受害人、也就是广州商业银行之间，是不是存在储蓄关系？

公诉人：是，但我要提醒辩护人，被告盗窃的是超出他账户的银行资金。储户的身份改变不了盗窃金融机构的事实。

辩护人：谢谢公诉人的提醒。那么请问：我的当事人是不是拿着他自己的银行卡在该柜员机取款，并取到了超出他账户金额的款项。

公诉人：是。但被告的恶意取款行为是违背银行意志的。

辩护人：请问我的当事人在柜员机上插入银行卡，并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是进入了金融机构，还是进入了属于他个人的银行账户？

公诉人：辩护人，被告的盗窃行为是他成功地从这台柜员机里取走了超出他账户金额的17万元人民币，而不是他进入哪里盗走了这些钱。

辩护人：我的当事人通过正常的取款操作，进入了他的个人账户，怎么就违背银行意志，并盗窃了银行的17万元资金？

公诉人：因为柜员机的取款程序发生了错误，当被告每次发出取款1000元的指令时，柜员机都会向被告吐出1000元，但在被告的个人账户中只扣取1元。公诉人再次强调，这是系统错误，不是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正是利用了柜员机的这一错误实施了盗窃行为。

辩护人：公诉人的意思是，我的当事人在进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后，却取走了银行的钱，而这个取款的行为就是盗窃？

公诉人：利用程序漏洞，将明知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据为已有，当然是盗窃。

辩护人：那么，我当事人的账户内为何会有超出账户金额的款项呢？

公诉人：是柜员机的程序出错，才响应了被告发出的超出其账户金额的恶意取款要求。

辩护人：不管善意取款也好，恶意取款也好，也不管是银行认可的取现也好，或违背银行意志的取现也好，请公诉人告诉我们，我的当事人是不是进入了他的个人账户之后，才取的款？

公诉人：是被告利用了柜员机的系统错误取的款。

辩护人：那么是不是只有在我的当事人进入了他的个人账户之后，才能利用公诉人所称的“柜员机的系统错误”实施取款行为？而只要不进入他的个人账户，所谓“程序错误”也就仅仅是个错误。

公诉人：是。

辩护人：谢谢。我们已经还原出了事实的本来面目，本案不过是一个储户依照正常的取款程序，在他个人的账户内取到了一笔超出他账户余额的款项。这就是公诉人所认定的“盗窃金融机构”？

公诉人：被告利用了柜员机程序出错这一特定时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背银行意志，连续100多次窃取了银行经营资金17万元。以上行为符合盗窃罪四要件，故构成盗窃罪。

辩护人：请公诉人明确告诉我们，我当事人的取款行为，哪一点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

公诉人：被告在柜台机前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

辩护人：我当事人在进入了他个人账户之后的取款行为，怎能认定为“秘密”。在通常情况下，柜员机系统会自动保留每一笔交易的明细，并留下相应的凭证。

公诉人：是被告错误地认为他的恶意取款行为银行方面不会发现，所以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

辩护人：为什么我的当事人会错误地认为他的取款行为不会被银行方面发现？

公诉人：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柜员机程序出错了，与被告犯有同类罪行的郭安山也证实，他曾对被告说过，系统坏了，可能什么凭证都不会留下来。被告正是基于这样的侥幸心理，实施了恶意取款行为。

辩护人：公诉人认为柜员机出错的机率有多大？

公诉人：这与本案无关。

辩护人：如果有位储户在柜员机取款时，主观上也盼望着能遇到取1000元而系统只扣1元的好事，但结果却并未如愿。按照公诉人的推断，这位储户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未遂”？

公诉人：这个对比不能成立。

辩护人：这位储户主观上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故意，客观上也有取款的行为，只是因为对象不能犯而未得逞，难道不是“盗窃未遂”吗？

公诉人：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因为柜员机出错的机率很小。

辩护人：既然柜员机出错的机率很小，将我当事人的取款行为认定为盗窃又能实现刑法的何种目的？

公诉人：一般预防。犯罪预防并非是要通过个案审判来预防同样的案件再次发生，而是要预防同类性质的行为再次发生。这个案件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诫人们，别人的东西即便无人看管也不能取。

辩护人：别人的东西即便无人看管我也不能取，但别人放在我钱箱里的东西我还是有权取吧？我们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不正是我们寄存在银行的钱箱吗？

公诉人：许霆取走的不是他钱箱里的钱，而是属于银行的经营资金。

辩护人：为什么我当事人能从自己的个人账户中取出属于银行的经营资金呢？

公诉人：我们已经再三证明这是系统错误！

辩护人：我们也已经再三证明，我当事人是通过正常的取款行为，从他个人账户里取到了超出他账户余额的款项。

公诉人：难道辩护人走在街上看到有户人家开着门，又无人在家，你就可以进去拿钱吗？

辩护人：公诉人的比喻不当，我当事人是进入自己的账户取款。也许你应该问：如果有人把钱放在我当事人家里，他可不可以把这笔钱收起来？

公诉人：银行方面的错误不能成为被告人抗辩的理由。就好象不能以被害人穿得性感，就可以被强奸。

辩护人：我们从未将银行方面的错误作为我当事人无罪的抗辩理由。本案为公诉案件，需要公诉人来证明我当事人从自己银行账户里取钱的行为如何构成盗窃罪，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我请求法院判决我当事人无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在刚才的辩论中，控辩双方已经认同我当事人是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并在进入了他的个人账户后，利用柜员机的程序出错而实施了被指控的取款行为。只不过，控方认为我当事人的多次取款存在明显恶意，当构成盗窃罪。而辩护人认为，这一行为仅仅是违规支取现金，而非刑事犯罪。因为柜员机的程序出错，使得我当事人的个人账户从一个只能在余额内取现的银行卡，变成了一个可以超额取现的特殊账户。我当事人发现了这一特殊现象后，进入自己的个人账户实施了超额取款。依《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的规定，凡非经营性的存款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支取现金”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罚款。该《办法》中对“违法支取现金”并未规定任何的刑事责任。

　　作为储户，公开取走自己账户内（而非他人账户内）的资金，并不符合公诉人所指控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其理由在于：

　　一，客体不符。我当事人取走的并非“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而是他个人账户中被系统允许透支的款项，尽管这种“允许”并非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当银行发现了这一错误并向我当事人明确主张返还透支款项之后，我当事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也由之前的无固定期限借贷变成了无效的借贷关系。银行当然可以主张“借贷关系无效”并要求我当事人立即返还，而我当事人也应积极响应银行的这一要求。可惜，就在我当事人透露出想返还超额取现的款项之后，银行方面却声称柜员机维护商已经作了全额赔付，并因此而拒绝了我当事人的返还请求。这种拒绝恰能看作是对银行其权利的放弃。即便借贷争议仍然存在，显然也应由民事途径来加以解决。

　　其二，客观方面不符合。我当事人是在使用载有自己真实身份信息的银行卡进行取现的，其行为既非“秘密”，也非“窃取”，又何来盗窃？辩护人不否定我当事人多次超额取现的行为，有一定的道德瑕疵。但我要提醒诸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法律审判，而非道德审判。1997年刑法修订后，“类推”制度已成为历史。在现行刑法中，无论盗窃、侵占还是信用卡诈骗，跟本案情节均只是部分吻合。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类行为“好象”属于某类犯罪，就以此推定该罪名成立。今时今日，立法界和司法界对“罪刑法定”原则早已形成了普遍共识，即便我当事人的行为确实需要由刑法来规制，那也只能留给立法者以立法的形式来解决，而不能任由法官造法来颠覆既有的成文法传统。

　　因此，我们恳请合议庭本着严格并勇于依法裁判的精神，判决我当事人无罪。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霆盗窃金融机构一案”无疑已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影响性诉讼”。我虽与多数网友一样对一审判决结果并不认同，但我却认为对此案的检察官、以及一审和再审法官不应作过多苛责。法学专家之间的重大分歧、甚至日益同质化的律师群体在两个多月后仍无法就罪与非罪，此罪或彼罪取得共识，已充分说明这确实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疑难案件，它既关乎司法对颇显无辜的许霆们的公平待遇，更考量在面对体制之弊与立法之失双重挤压之下的司法技艺。备受瞩目的许霆案再审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下，被置放于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里接受媒体和公众的检阅。
　　相比起一审裁判结果来，公众对辩方事无巨细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控方的瞩目。许母的短信，许父手中的法律书以及律师的轮骑和许霆在庭上的“冷幽默”，乃至许霆少时的一张黑白照，纷纷成为媒体的焦点或花絮。
　　从今日《南方周末》披露的庭审实录来看，控方在再审中的精彩表现更令人吃惊。尽管她们精彩的控诉还是没能说服我，但两位女检察官在指控上的有的放矢和庭辩中的机智应对，显示出她们曾有过精心而富有成效的准备。她们不仅在庭审中与辩方律师舌战，也试图通过主动回应之前广为流传的质疑与批评，来说服庭上和庭下的裁判者。而在再审之前，我们在公共媒体上，对于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尊重但不屈从于舆论，不为推诿卸责而大打太极，不为呈口舌之快而参与媒体嘴仗，却选择将理述于法庭、将法释于公开，是司法官职业操守之要求。无论这样的职业素养是否与具体个案的关注度成正比，能有此如此示范在中国的司法生态中已属难得。
　　而媒体为追求案件的一波三折、转承启合，于再审报道的议程设置上过份突出许霆的自辩，并刻意选取部分“倒许”网民的言论，成功地渲染和烘托出许霆案的又一次“柳暗花明”。一个事实的佐证是，在网易等网络媒体的民意调查中，支持许霆无罪的网友并未比一审裁判后有明显减少。
　　一些媒体不断抨击许霆的法庭“冷幽默”，并倡言拒不悔罪的许霆理应被从重处罚，但评论家们似乎忘了，对被告人的司法保护，得到更多尊重和认可的法治原则并非“悔罪求轻”，而是“坦白可以从宽，抗拒不能从严”。不悔罪并不构成任何从重处罚的理由，如若不然，支撑刑事司法的辩护权就无以实现。于中国而言，虽然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而无权保持沉默，但在宪法和刑事程序法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却是个实体存在——它不因舆论而时有时无，也不应慑于“拒不悔罪就从重”的司法潜规则而时隐时消。在法院的终审判决未曾下达之前，有谁敢断言许霆的自辩就是狡辩，而控方的指控就不是。近年来，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被法院裁判无罪的例子虽然比例不高，但总量却不少。我们是否也可以由此推论，这些个案中的公诉人都是在“狡控”？
　　更应为我们这些看客关注的是，即便许霆在庭审中些许说辞确属狡辩，也是他作为被告人应有的法定权利。

王琳：越公开的司法越能促进媒体理性报道

2008-02-28 09:27:02　来源: 金羊网(广州)　网友评论 7 条 点击查看

• 　　而从被监督者的角度观察，司法若秉直了公正，对媒体报道、舆论置评又何惧之有？公正就应经得起公众和传媒的质疑。

作者:王琳(王琳博客)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人权意识的持续勃兴促发了本就是新闻热点的法制题材更受传媒的青睐。举凡彭宇案、许霆案、卿三华案，无一不是由平面媒体报道后，又因网络的迅速传播而引发全民关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日益密切的同时，摩擦也随之加剧。

这些备受瞩目的案件均在一审 裁判下达之后便成为公众批评和质疑的焦点。在传播学上，法制新闻本应是中立而无主观价值判断的客观报道，尤其当案件还在上诉甚至还在审理中，媒体报道就加入了记者或编辑的主观好恶，其效果易于在社会上引导民众倒向对于该讼案的偏见，或形成对当事人不利或有利的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法院的裁判。虽然法官判案在理论上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法官亦属凡人，都有人性虚弱的一面，“新闻审判”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大多法官恐怕都难以坦然承受。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对司法腐败隐然有围攻之势，即便法官本身公正且清白，亦不得不考虑处理好与新闻界的友好关系。在司法机关内部，政策对“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同等强调，也足以令法官们心有余悸。

正因为这种种因素，司法从自身的角度指责媒体以监督为名行舆论审判之实，不无道理。媒体从公众信息披露的角度指责司法以独立行使职权为由而行暗箱司法之实，也言之切切。司法和传媒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院和媒体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公平与正义的两个同等重要但却各自独立的部门。司法与传媒的摩擦频生既不在独立司法，亦不在舆论监督，而在于司法和传媒是否安守自己的职责，各为分内之事，不为口舌之争而呈意气之先。当彭宇案的蝴蝶效应已然影响到世道人心，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双双失分，而法院却一味选择沉默，这样的司法不公开除了激化矛盾、延续错误、透支司法公信之外，对于保持司法的独立秉性并无益处。许霆案在舆论大哗后，能以透明的再审程序公之于媒体，接受舆论的再检阅，无疑较之彭宇案的悄无声息更能得分。

传媒与司法并非天生的敌人，恰当的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促进司法的公正，从此意义上说，传媒更应是司法的朋友。肖扬院长也曾于早些时候明确表示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他亦于多次讲话中欢迎新闻媒体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欢迎新闻媒体客观、准确、公正、负责地对法院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

而从被监督者的角度观察，司法若秉直了公正，对媒体报道、舆论置评又何惧之有？公正就应经得起公众和传媒的质疑。真要有传媒敢对持司法权柄的审判机关行诽谤、诬陷之事，作为受害者的审判机关同样可以藉由法律讨回公道，并让对司法大不敬的传媒担负起法律责任。这才是司法与传媒平衡基点所在。

司法应行司法事，对司法与传媒的碰撞和冲突而言，司法公开是司法机关的头等要事，司法理性则是力排新闻审判的必备良药。越公开的司法，越能保证公正，也越能促进媒体的理性报道。反之，封闭的司法必然引发媒体对司法腐败的合理怀疑，进而引发冲突。“新闻审判”的消弭，更多地操持在手持司法权柄的司法官员手中。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作者：王琳)

正当一场罕见的冰雪灾害让无数国人倍感寒气彻骨时，一批又一批的“艳照”却把鼠年的这个春节搅得“春”意盎然。2月21日，“艳照门”的第28天，事件男主角陈冠希现身记者会，数度向受此事件影响的女士及家人表示道歉，陈更宣布将退出娱乐圈。
　　自“艳照门”事发就一直挥舞着道德大棒的卫士们，在坐实了“艳照”为真之后，腰板更直，底气也更足了。不过，我们似乎应该先感到一丝侥幸——毕竟“娇”生“冠”养的娱乐圈还尚未被“华南虎精神”所侵蚀至深。设若这“艳照门”放在中国西部某省，陈冠希这位人体摄影爱好者也来个拒不承认照片为真，却又能奈之何？你敦请二次鉴定，人家一个“请重建拍摄现场”的要求就足以逼退所有的顶级鉴定专家。
　　但娱乐圈不是官场，偶像虽然风光，却不得不认了“粉丝”这个衣食父母。成名后的阿娇有次看到两个影星接吻，她表示这很恶心，并说自己不会这样做。早年被偷拍事件暴光时，她曾哭得花容失色，表示再无顏面对视她为偶像的小朋友。就在两年前，阿娇还曾于“贞洁校园开学礼”上明确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艳照”已经躺在了陈冠希的电脑硬盘里。从这些取悦“粉丝”的言行来看，身为偶像的阿娇哪有一点“很傻很天真”的影子。倒是同样被卷入漩涡中心的张柏芝这次“危机公关”更为成功，她在“艳照门”后以其一以贯之的敢爱敢做回应满世界的质问，“照片是真的。我和什么人做爱，在什么地方用何种方式，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没有矫作，没有掩盖，也没有辩解。
　　其实无须辩解。乌尔比安“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的社会理想，在今天看来仍值得我们奉为行为的指南。那些借机棒打鞭苔的道德家们怎么就忽略了，无论陈、钟、张或其他被卷入女星，本身均为受害者。就算借给他(她)们一百个胆，也断不敢以“艳照”的传播来挑战“粉丝”们的承受底线。只是，有人恨隐藏的虚伪，有人爱表面的光鲜。对于偶像而言，玉女还是欲女，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定位问题，而非人格特质问题。从香港这个娱乐之都走红的“欲女”偶像并不少见，前不久舒淇还成了柏林电影节的评委，其风光在香港女星中一时无二。若将世风之俗统统归结于娱乐圈中人，我以为他(她)们大大的冤枉。套改一句歌词反问，究竟是他(她)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他(她)们？
　　而所谓偶像的道德责任，在我看来仅在针对未成年人这一人格塑造尚未定型的特定群体时才成立。作为从TWINS出道至今的忠实“粉丝”，我其实并不关心阿娇的私生活——我只关心她的歌声和她在银幕上的影像能否给我带来快乐。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成年人，断不会将银幕形象当作是生活中的形象。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偶像”不过都是些“最熟悉的陌生人”。于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成年人在浏览所谓的“艳照”时，已然是基于对偶像真实生活方式的认同，而不仅仅是娱乐一下眼球呢!
　　所以，当内地一些省份就“艳照门”事件祭出法律的大棒，不光对传播者，甚至对浏览者也以拘留或刑责大肆桐吓威胁时，我唯有为我们的法治一叹。一扇“艳照门”，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流言家看到明星秘事，政治家看到影响和谐大局。可曾想到，更多香港人看到的却是法治。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不仅仅是娱乐之城，它还是当之无愧的法治之都。“艳照门”事发第二日，香港警方即将此案列为“发布淫亵物品”处理，并在未经淫审处评级的前提下便派出大量警力介入调查，并拘捕多位网民。500余香港市民不满警方对其他淫照视若无睹而走上街头以游行的方式抗议警方“选择性执法”。香港警方一面声称“尊重市民以合法及和平方式进行示威及表达意见”，另一面也加紧矫正办案中的程序漏洞，在将艳照送检后，最终裁定诸多“艳照”中只有三张为“淫亵照片”。
　　反观内地警方执法，较之“华南虎照二次鉴定”的拖沓，查处传播、发布、销售“艳照”的行动却堪称“雷霆”。综合各地消息，深圳警方已在华强北、岗厦抓获相关嫌疑人10名，缴获“淫秽光碟”一批。西安警方面对网友举报“虎照欺诈”拒不立案，却也于昨日在某数码店当场抓获一制售“艳照”的嫌疑人。北京市公安局20日明确表态，向朋友赠阅“艳照门”图片系违法。如果是通过网络打包传播，且数量在200张以上，赠与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吉林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更是提醒网民，对“艳照门”中的淫秽图片，尽量不要动，浏览、复制、粘贴、下载、传播等行为都是违法的。”
　　问题也许正在于，“艳照”与“淫秽色情图片”并不能划上等号。依法查处传播、销售淫秽色情图片不能脱离“淫秽图片”认定这一前提。看来，内地警方也有成立淫审处或类似机构的必要。事实上，网上流传的多数“艳照”与一些商业网站中的明星“艳照”相比，并无过之。若以香港警方裁定的仅3张“淫亵照片”为标准，内地一些城市的警方是否有些反应过度，又或者，他们也有“选择性执法”之嫌？
　　为执法者挑刺，并非是要为网民不道德的集体窥私辩护，而只是为了避免警方再度出现以不法治的执法来矫正不道德的行为。